何向荣

当经济变革已经超越经济本身，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系统及系统中的高等教育机构是被动迎接挑战，还是主动担当使命？强化高校社会服务职能是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化、普及化的跨越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尽管全球高教体系架构和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是发达地区发展高等教育经验，尤其是美国高校发生型的创业精神，对我国各地高教系统创新和高校自身变革都很有借鉴意义。

一、城市转型发展需要高等教育进行系统创新

温州困境的高教归因。曾经，“温州模式”以其体制机制先发优势使温州民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但近十年来，温州民间财富增长未能改变低小散产业布局，中小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培育难，经济社会发展增速放缓。温州困境表面上是环境建设缺乏吸引力导致资金、人才外流，其深层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温州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布局与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仅以规模比较来看，温州常住人口914万，居全省首位，但普通高校仅有6所，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约65.0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劳动力受高等教育水平均低于全省平均值。

正视高教服务城市转型作用，提升高教“适切性”。知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资本的正向流动可以促使人才、技术、产业在某一区域形成集聚，快速实现经济增长。但是，没有适当的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任何一个区域都无法保证其内源的和可持续的真正发展。我国虽然已经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但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依然迫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高等教育整个体制以及每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以及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归纳为高等教育的“适切性”。“如果希望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对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作出显著的贡献，则国家和整个社会不应将高等教育看做是国家预算的负担，而是加强经济竞争力、促进文化发展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一项长期投资。”

确立高教战略性服务产业意识，提高社会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益。高等教育是公共事业，同时也是能够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财富的现代服务产业。高等教育公共服务特性决定高教系统创新需要由地方政府主导，政府的必要资源投入是高等教育服务产业杠杆作用形成的基础，高教所有受益者的共同参与将有助于推进高教对外合作交流，提高资源使用效益，扩大高教社会价值的创造力。高等教育的产业属性，使高校不仅是知识传播与创造的场所，而且成为社会公共服务机构，集聚高层次人才推动科技创新以提升要素生产效益，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改变社会消费结构，共同促进社会文明与进步，成为城市转型发展新的增长极。

二、教育服务职责担当需要高校自身寻求变革

创业型大学的涌现与典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欧美亚各国以不同方式、程度进行的高教管理体系调整（撤并），大多数高校或因外部压力，或因自身卓越需求，寻找新的发展方式。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将成功实现了组织转型、具有持续变革能力的高校称之为“创业型大学”。在美国，拥有创业型大学品质的不仅有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闻名的研究型高校，还包括许多并不知名的州立大学、公立学院，他们往往会和当地政府、企业联合起来，与其他地区进行有效竞争。市场竞争机制与社会慈善相结合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造就了一批世界名校。例如，斯坦福从一开始就有雄心壮志——“一所最终将登上具有西方常青藤联合会地位的大学”，但半个多世纪以来默默无闻，“土地富裕、金钱贫困”，面临被迫降级的发展窘境；斯坦福的转折点在于利用其丰富的土地资源办成一个推动科技创业的产业园区，并且“只租赁给可能对斯坦福有利的技术公司”；不仅逐年得到“地租”，还能够在将来可能大量盈利的公司中占据公平合理的位置。“不可遏制的雄心壮志”驱使着斯坦福不仅是创始硅谷的大学，还是构筑内部组织能力，对已获得财富在学术上进行资本化的大学，并有资格担当全世界首要的创业型大学。

以特色高校行动解公众顾虑。全球高教规模不断扩张，高等教育理念、管理、入学选拔方式等系列质变引发关于高校职责、高教质量的辩论一直没有停歇。中国正处于高教大众化初期，社会各界对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顾虑。比如，多办几所高校固然是好事，但政府有没有资源办这么多所高校？根据我国目前的高校管理体制，即使审批通过，这些高校能不能生存发展下去？大办高校会不会影响到政府对其他公共服务品的建设投入？这些全国性的顾虑，一方面是多数人仍习惯于用精英教育阶段的思维方式来审视、判断，另一方面是部分高校封闭办学、同质化严重、未能真正培养应用人才，让社会公众对高校服务社会职能产生质疑。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高校主体的自觉行动。研究性大学、应用性本科、高职院校以及各种类型的成人高等教育机构，都需要构筑新形势下的高校创业意志，加强组织转型与持续变革能力建设，提高高教社会服务能力，以差异化办学建成特色高校。

高职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与拓展。传承创造知识以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使命感，是高校具有持久生命活力的前提；善于自我批判并注重自身体制机制改革，是高校履行社会服务职责的关键；主动与产业界、政府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是高校提高质量、形成特色的基础。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生力军的高职院校，在遵循职业教育规律深入推进产教结合、校企合作的同时，应当增强应用技术与文化创新等软实力建设，从“跟着企业走”转向“引领企业走”，增强高职服务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能力。例如，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创办浙江创意园、温州市知识产权服务园、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园、省级工业设计基地等科技应用、创意设计等生产性服务园区，将教育服务理念贯穿于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高校自身体制机制改革，实现逻辑一体。

三、试行多元化高教资助模式推进高校变革

纵览世界高教史，不同区域、类型、规模的高校治理结构和运行模式各具特色。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在支持教育但又缺乏资金的背景下，通过赠地资助、赠地学院拨款资助两大方式实现了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率先实现高教大众、普及化的同时，并在生源、师资、课程等方面成为高教国际化的新标杆。再如，根据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的最新统计，台湾目前共有高校163所，在校生约135万人，其中私立高校109所，私立高校学生占比67.7％，台湾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90%以上，私立高校功不可没。

温州高教系统创新，需要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基础上，结合温州城市转型特点进行再创造。“商行天下”彰显温州人创业本色，“金融体改”规范民间融资渠道，“围海造地” 拓展温州发展空间。温州市政府已出台民办教育改革综合试点“1＋9”文件加大民办教育扶持力度，积极吸引民间资金参与创办高校。

增加高教机构，扩张高教规模，拓展高教类型，推动高教竞争机制以激发高校创业活力，强化高校社会服务职能以提升高教“适切性”，从而促使地方高校重视审视高等教育与整个社会、企业界、政府的关系，重新探讨高校体制机制与治理结构问题，探索适应温州转型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高教创新发展新模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州高教系统、高等院校均大有可为。